一、河西走廊周边的卫拉特诸势力
康熙二十一至二十七年（1682-1688）间明朝遗民梁份（1641～1729）西游边陲，约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著成地理书《秦边纪略》（原名《西陲今略》）一部。是书因“取材多出自实地考察，广询博访，考订沿革，议论得失，记载详解，为当时名士顾炎武、王源等所推崇” [1]。书中专门记述西夷即卫拉特人物事迹的《边疆西夷传》、《嘎尔旦传》和其它篇章以及自注中关乎河西走廊及周边卫拉特人游牧活动的信息“得悉其山川险要、部落游牧，及其强弱、多寡、离合之情，皆洞如观火矣” [2]，为他书所绝无，对研究四卫拉特联盟后期历史，尤其是了解17世纪中后期卫拉特与河西走廊地区的关系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今天下可患者，独西夷也。西夷之患，必始西陲。”可谓是梁份对卫拉特与河西地区政治局势的时事评论[3]。与其同时代的顾祖禹（1631-1692）亦认为：“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4]，表现出了明末清初的文人对西北时局的担忧。当时广大的漠南蒙古已归附清朝，唯有卫拉特蒙古雄踞西域，仍处强盛时期。准噶尔绰尔斯部的噶尔丹占领天山南北，率兵进入漠北喀尔喀，大有南下之势，清朝北部防线受到严重威胁。在河西地区，时有发生明朝遗民抗清斗争，局势不稳。结合当时河西走廊及周边众多卫拉特势力的分布情况，可知梁份等人的忧虑不无根据。
当时河西走廊及周边地区较大的卫拉特势力有：青海诸势力、噶尔丹反对派诸势力、噶尔丹属下势力和达赖喇嘛属下势力等等。他们分布于青海、西宁周边、嘉峪关外、安西州、肃州、甘州、凉州、庄浪以及居延海、贺兰山等地，或游牧于优良草场，或向当地居民索取赋税，或控制着东西交通要道。其中的主要人物有：
1、达赖黄台吉（dalai qung tayiji），名多尔济达赖巴图尔（dorji dalai baγatur）。顾实汗第六子，为青海右翼长，也为青海联盟盟长，《秦边纪略》有传。顾实汗去世前曾把青海地区作为家产（Omi）交给达赖黄台吉，达赖黄台吉又将其重新分配给了其他兄弟。据《秦边纪略》，其势力范围在青海、罕东卫、阿端卫、西宁附近的多巴、西川口、银塔寺（塔尔寺）、南川口等地。部众5000余人[5]。
2、麦力干黄台吉（mergen qung tayiji），顾实汗次子青海左翼长车臣鄂木布之子。继其父统领左翼，《秦边纪略》有传。势力范围在自西宁多巴至庄浪河（详见后述）。部众5000余人。
3、达尔加黄台吉(darja qung tayiji)，也称噶尔丹达尔加(γaldan darja)，号博硕克图济农。顾实汗第五子册凌伊勒都齐之子。1673年，青海联军消灭其长兄康区的罕都台吉势力后部分领地归达尔加黄台吉所有。据《秦边纪略》记载，其势力范围在捏工川、东川南、滚卜川、南岔滩、巴暖三川南、平绒驿、巴羊绒川、贵德峡等地。藏文文献记载达尔加黄台吉领地有青海的巴曲、泽曲、茫拉川、温泉、道帏、文都、果洛，从卓尼到热贡的农业区，甘肃南部格尔仓、阿木去乎、吉倉、铁布，四川的阿坝、然木夺、若尔盖等地区。部众7000余人[6]。
4、怀阿尔赖(arnai)三兄弟，为怀阿尔赖、刀尔吉(dorji)、滚卜(γombu)三兄弟。顾实汗第三子大兰泰之子，《秦边纪略》有传。势力范围在嘉峪关外大草滩，临哈密，甘、凉之野马川、大黄山（焉支山）、白石崖、大马营、巴丝墩川等地。部众3000余人[7]。
5、墨尔根黄台吉(mergen qung tayiji)兄弟四人，为墨尔根黄台吉、绰克兔(oγtu)、滚卜插罕(γombu aγan)四兄弟。准噶尔绰尔斯部哈喇忽剌长兄之裔额尔克塔苏尔海之子，为准噶尔噶尔丹博硕克图所属官吏—“圈头”，《秦边纪略》有传。甘州原有纳贡准噶尔首领僧格者，僧格死后属噶尔丹管辖[8]。势力范围在祁连山阴、甘、肃之拜浪河、哱啰口、红土坡等地。部众300余骑[9]。
6、完卜，为准噶尔噶尔丹博硕克图收税之官吏—“圈头”。势力范围在甘、肃之水关口、黑河源、榆木山、明海子、绰哱口、暖泉新墩子、石炭关等地的七族黄番、榆木山青圪搭的五个摆眼，哱啰口外、古木涧、毛牛山等地的八个家黄番，半个山、平顶山、仄楞的罗儿家黄番，大都麻口、小都麻口、酥油口、板答口等地的黑番七族等。管辖2000户[10]。 7、摆布哈，为达赖喇嘛收取赋税之西藏喇嘛高僧。势力范围在肃州马蹄寺、三坝（黄草尉、榆林尉、乾尉）、金佛寺堡、永安堡、红山庄、卯来泉等地[11]。
8、祝囊台吉(jonang tayiji)，名和啰理，号巴图尔额尔克济农。顾实汗第四子达赖乌巴什巴延阿布该阿玉什之子，《秦边纪略》有传。势力范围在贺兰山后、昌宁湖等地。部众3000余人[12]。
9、索囊王健儿(sonam wangjil)台吉、绰力兔合首气(joriγtu qusiγui)，准噶尔噶尔丹博硕克图属下官员。势力范围在安西扇马营、赤金湖以及北部坤多鲁等地。部众2000余人[13]。
10、劳藏滚卜(lubsang γombu)，也称罗藏滚卜阿拉布坦，鄂齐尔图车臣汗子噶勒达玛第二子。1675年被噶尔丹击败后东走河西。势力范围在安西赤金湖等。部众500余人[14]。
11、憨顿台吉(qandu tayiji)、无素赖尔定合首气（erdeni qusiγui ）等。憨顿（也写汉顿、罕顿、罕都）台吉，绰尔斯部楚库尔乌巴什子巴噶班第之子，《秦边纪略》有传。无素赖尔定合首气，即厄尔德尼和硕齐，楚库尔乌巴什属下家臣。1676年，噶尔丹杀巴噶班第，厄尔德尼和硕齐携幼主憨顿东走河西北。游牧地为坤多鲁、额济纳河等地。部众1000余人[15]。 此外，如表（1）所示，还有其他众多卫拉特首领率部游牧于河西走廊周边地区。由此可见，当时河西走廊除宁夏边外的部分地区有已归顺清朝的河套蒙古游牧外，其西、南、北部游牧区均被卫拉特蒙古所占据。卫拉特势力虽早在明代已进入安西、肃州地区，并拥有当地部分庶民，但有如此众多的卫拉特首领或相对独立的势力遍布整个河西走廊周边，这是未曾有过的。
形成这一状况的直接原因有二：一、四卫拉特联盟的对外扩张；在1636～1639年间，四卫拉特联军打败占据青海的喀尔喀蒙古部却图台吉（oγtu tayiji）势力之后，以和硕特部为首的部分部落迁徙至青海，开始游牧于祁连山及河西走廊南缘的草场。二、四卫拉特联合体制的最终分裂；1670年始，噶尔丹渐渐称雄准噶尔本土，整个卫拉特联盟被瓦解，其对立派残余纷纷向东逃遁，牧于河西走廊周边。
河西走廊并非只有绿洲城镇和一些农耕地带，它还包括祁连山南北山地牧场和黄草滩（也称大草滩，蒙古语谓西喇塔拉šir-a tal-a）等平地草场，是肥沃耕地和丰美草场断续相连的区域。这里也是汉、蒙、藏、回等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一直以来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十分密切。卫拉特与河西走廊的关系，也是河西走廊农耕社会与周边游牧社会之间密切关系的历史延续。梁份所说西夷对秦边的威胁，一方面反映了游牧社会对这一地区所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明清之际的特殊历史时期，围绕河西走廊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下面将以有关车臣鄂木布、麦力干黄台吉等与清朝的交往为重点，对17世纪中后期卫拉特与河西走廊以及卫拉特与清朝之间的关系作一些考查，以此来补充前人的一些研究[16]。
二、车臣鄂木布与清朝
17世纪30年代卫拉特进入青海地区后不久分为左右两翼。顾实汗次子车臣鄂木布（een ombu,?～1661），号车臣黄台吉（een qung tayiji），为左翼首领。当时的青海诸王虽为以和硕特为中心的卫拉特联合体，但组织形式较为松散，诸部落首领各自统辖所属部落，实力较强的则不断试图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其中车臣鄂木布占据着青海湖以北祁连山地区，控制着沿河西走廊一带的部分藏族居住区，并且不断向河西走廊纵深扩大其活动范围。他死后子麦力干黄台吉袭位，继续推行其父遗志。因此，车臣鄂木布家族与河西走廊的关系最为密切，在卫拉特诸部与河西走廊的关系中具有代表性。早在顺治朝时期，车臣鄂木布就与清朝有了往来。顺治五年（1648年）回民将领米喇印、丁国栋武装抗清，车臣鄂木布等青海卫拉特首领曾率蒙古军协助清军讨“回逆”，并招降西宁，清朝成功收复河西。翌年，清朝授车臣鄂木布 “土谢图巴图鲁戴青”称号予以嘉奖[17]。清朝控制甘（张掖）、凉（武威）之后，分布其间的黄草滩等游牧地成为其腹地，限制了青海卫拉特此前在这一带的游牧活动。顺治八年（1651年），甘肃总兵官张勇在甘州洪水堡开市，“始与海部通市”[18]，“海部”，即车臣鄂木布等青海卫拉特。洪水堡开市的目的，除了意在“筹皮马之利”外，更重要的是要与卫拉特势力“分疆别界”，限制蒙古的出入。但是，车臣鄂木布等青海诸王仍旧出入黄草滩一带游牧。清政府颇为不满，视之为纵牧边内之地行为。到了顺治十三年（1656年），清政府专门派遣兵部右侍郎石图、理藩院启心郎鼐格，对这一争议地带进行了实地勘察。《世祖实录》记载：
“谕厄鲁特部落巴图鲁台吉、土谢图巴图鲁戴青等曰，分疆别界，各有定制。是以上不陵下，下不侵上，古帝王统御之常经也。朕怀抚恤远人之意，正欲共跻斯世于隆平。廼数年来，尔等频犯内地，劫夺马牛，据敌官兵，率领番彝，威协抢掠。该地方督抚巡按奏报二十余次，经部臣屡行遣官晓喻，尔终不悛。朕体天地，好生之心，宥兹小过，尔反违定制，昏迷不恭。今特遣兵部侍郎石图、理藩院启心郎鼐格前往甘州、西宁等处审问。聚集公所或尔等亲至其地，或遣所属官员与地方官对质。如蒙古劫夺是实，即当按数赔偿。如系地方官诬诳，罪有所归，非尔等之咎。倘番夷在故明时，原属蒙古纳贡者，即归蒙古管辖。如为故明所属者，理应隶入中国为民，与蒙古又有何与焉。其汉人、蒙古所定居址与贸易隘口，详加察核，照旧分定耕牧、毋得越境混扰，则有以副朕扶绥之心，而尔等亦享无疆之休矣。”[19]
清政府晓谕达赖黄台吉（巴图鲁台吉）和车臣鄂木布（土谢图巴图鲁戴青），指责青海卫拉特多次“率番众掠内地”，提出“番夷在故明时，原属蒙古纳贡者，即归蒙古管辖。如为故明所属者，理应隶入中国为民”，“其汉人、蒙古所定居址与贸易隘要口，详加察核，照旧分定耕牧、毋得越境混扰”。不难看出，众番的纳贡问题和汉、蒙之间的定界问题成为双方矛盾的焦点。
三、纳贡的众番
据五世达赖喇嘛所撰西藏政治史《西藏王统记》记载，1642年2月25日，顾实汗击败卫藏统治者藏巴王。3月5日，“汗王即成为全藏三区（chol ka gsum）之王”[20]。至此，顾实汗成为“藏地所有木门人家王臣上下”，包括甘、青、康等整个藏区的统治者。顾实汗还专门发布了新的法律，成为卫拉特蒙古统治青藏高原的开端。不久，顾实汗又令六子达赖巴图尔统治青海、甘肃等所谓安多和康等绝大部分地区，将其余一部分藏区交予土尔扈特首领墨尔根吉农等掌握，而自己和长子支系则坐镇西藏本土，为藏王。蒙古统治者或是占居水草丰美的草场，或是以向藏区“番众”索取岁税——“添巴”[21]，来实施其统治。
清朝虽提出“故明时，属蒙古纳贡者，即归蒙古管辖。如为故明所属者，理应隶入中国为民”的主张，但卫拉特蒙古进入青海、甘肃之后，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出现过和明朝分管这里藏区的局面。部分番众顺从蒙古，形成蒙古与明朝分治藏区，是在卫拉特尚未南下之前的一个多世纪，即明正德四年（1509年），东蒙古亦卜剌、阿尔秃厮（鄂尔多斯）及后来的卜儿孩等首领率部占据并统治青海至喀尔喀部却图台吉进入青海地区时期的状况。为此，明经略郑洛曾向朝廷奏呈收复番族的计划[22]，在万历十九年（1591年），郑洛曾“招回生熟番七万五千人，化为良族”[23]。清朝主张以前明时期的领属为准来分管藏区，目的在于打破当前由卫拉特蒙古实际控制河西走廊和河州等地藏区的局面。但是，上述1656年清帝的晓谕并未能阻止青海卫拉特继续进入河西、河州藏区的行为。加之被清朝允许收取税赋的藏族部落地处清朝管辖的农耕地区之间，且汉番杂居，所以蒙古统治者不得不取道清朝辖区。蒙古统治者也以向藏区收取税赋为借口深入清朝的城镇和农业区，时常发生争执和冲突。顺治十五年（1658年），根据石图、鼐格的调查，顺治皇帝再次给予青海卫拉特敕书，对青海卫拉特进出边内作了更具体的规定。《世祖实录》记载：
“敕谕厄鲁特车臣台吉等曰，（中略）据奏云，尔等入边，因向番人取贡，并无他故。然擅行内地，辄肆攘夺，尔等之咎，在所难辞。朕兹以宽大，贷尔前愆，所夺之物，仍令赔补外，但朕抚绥中外，本无异视，而疆圉出入，自有大防，不容逾犯。今后边内番人，原系纳贡于尔者，仍听尔属，尔等向属番取贡，当酌定人数，路由正口，先委头目，禀明守口各官，方行入边取贡，毋得不委头目，不由正口，零星阑入。至贸易处所，原有酌定市口，著从西宁地方镇海堡、北川二口、洪水一口出入，不得任意往来，取道他处。尔其遵约束，慎守疆圉，副朕怀柔至意。如或不悛，仍前妄行阑入，是尔等有负宽恩，自取罪戾，国宪具在，朕不能私。尔其慎之。”[24]
对卫拉特蒙古进入边内，如规定“当酌定人数，路由正口，先委头目，禀明守口各官，方行入边取贡，毋得不委头目，不由正口，零星阑入”，或指定西宁地方镇海堡、北川口两处、甘州地方洪水一处为边境交易地点等，很明显是对1656年基本方案的具体化。关于划定为纳贡蒙古的番部种类，《清实录》虽未见记载，但从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所保留康熙皇帝于1662年给青海诸王的敕书中可看到明确记载。蒙古文原文写道：
···urida situ,nayige tan-i ilegejü tan luγ-a qamtu neyilejü si ning-un γajar-un si van-u terigün sina langsu, šen jung langsu , mina langsu, labur langsu, doba langsu, bai sar langsu, da sar di langsu, kai vo se langsu, ye si quvan jor gelung tan-u bülüg, qu jeü-yin γajar-un quvang quva se, giyan ging se, liang jeü-yin qariy-a-tu γajar-tur saγuγsan doloγan bülüg-ün si van-u terigün, ša ma van ung-un jerge-yin doloγan kömün, juvang lang-un qariy-a-tu γajar-tur saγuγsan arban qoyar bülüg-ün si van-u terigün, ju el kang tel yi-yin jerge-yin arban qoyar kömün, kan jeü-yin qariy-a-tu γajar-tur saγuγsan qorin jirγuγan bülüg-ün si van-u terigün, tu ji sung-un jerge-yin qorin jirγuγan kömün, su jeü-yin qariy-a-tu γajar-tur saγuγsan dšrben bülüg-yin si van-u terigün, še yan van bu jerge-yin dšrben kömün-i tan-u qariy-a-tu bolγan, tegün-ee šber-e bügüde ming ulus-aa inaγši iyanliyang abqu irgen-ü tula, tan-dur qabiy-a ügei kemen , toγtaγan ügülüldüjü…[25]
译文：前曾派遣石图、鼐格等前往，与尔等共同议定，属西宁地方头目西纳囊索（sina langsu）、申中囊索（šen jung langsu）、密纳囊索（mina langsu）、剌卜尔囊索（labur langsu）、多巴囊索（doba langsu）、班撒尔囊索（bai sar langsu）、塔撒羝囊索（da sar di langsu ?）、开佛寺囊索（kai vo se langsu）、耶希华觉比丘（ye si quvan jor gelung ?）等西番族；河州地方弘化寺（quvang quva se ）、显庆寺（giyan ging se）；居凉州地方七个西番族，沙麻宛中（ša ma van ung）等七头目；居庄浪地方十二个西番族，朱尔刚铁已（ju el kang tel yi ?）等十二头目；居甘州地方二十六个西番族，土基松（tu ji sung ?）等二十六头目；居肃州地方四个西番族，蛇眼宛卜（še yan van bu）等四头目等，为归尔等管辖。其余悉属自前明以来征收钱粮（iyanliyang）之民众因，与尔等无关。
这里约有六十余个番族 [26]，而梁份所记实际纳贡蒙古的西番族，包括黄番（撒里畏兀儿），如表（2）所示，其种类更多。
四、麦力干黄台吉与汉蒙间的定界
1661年，车臣鄂木布卒。有子麦力干台吉，车臣台吉，卓哩克图岱青三人。长子麦力干为黄台吉（又写作墨尔根洪台吉，Mergen qung tayiji），继承家产并统领青海卫拉特左翼。但梁份称“其祖卜儿孩”，有误，卜儿孩应该为顾实汗。至此，麦力干黄台吉与统治青海西北到西南部地区的达赖黄台吉，控制青海东南、甘肃西南和四川北部等地区的达尔加黄台吉三部成为青海卫拉特联盟的核心。对于清朝而言，麦力干黄台吉等的犯边行为甚于其父车臣鄂木布，成为“甘南大忧”。《秦边纪略》载“海部默酋遂夤缘渐驻近地、时掠民畜、勒卖乃还之、甘南大优。”海部默酋，即青海麦力干黄台吉。他的游牧地从黄草滩扩大到了庄浪、古浪附近。见此情形，康熙三年（1664年）清政府调回云南提督张勇镇守甘肃[27]。张勇奏请加强甘、宁驻防，凡蒙古等出没之所，设永固协营，筑八塞，守望益严。另一方面对青海卫拉特“往责逼之”，予以驱逐。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张穆改定本）巻九载：
“康煕四年（1665），甘肃提督张勇奏、蒙古番众牧庄浪诸境，情形叵测、请增甘肃、西宁驻防兵。先是，青海蒙古恋西喇塔拉水草肥饶、乞驻牧，张勇以其地为〔甘肃〕要隘，不容逼处，往责逼之，谢罪去，因设永固营，联筑八塞。至是蒙古等复相继徙近边，上以其渐不可启，诏如勇请”。 清朝所采取的小规模的驱逐行动引起了青海诸王、台吉的不满，扬言要侵入河州、临洮、巩昌、西宁、凉州等地。清朝高度警惕，加固了西水关至嘉峪关一段的边墙。《皇朝藩部要略》巻九记载：
“五年（1666），……乃迩来蜂屯祁连山，纵牧内地大草滩，曾遣谕徙．复抗据定羌庙，官军败之，犹不悛，声言纠众分入河州、临洮、巩昌、西宁、凉州诸地，请设兵备道。诏严防御，仍善抚以柔其心。勇等乃自扁都口，西水关至嘉峪关固筑边墙，以资守御。”
清朝政府意识到直接阻止并不能达到约束青海卫拉特的目的，所以，不得不考虑其它更有效的途径。
五、清政府与达赖喇嘛
清朝政府想借助达赖喇嘛在蒙古各部的影响力解决甘、青问题。于是派使臣到西藏要求五世达赖喇嘛出面劝阻青海卫拉特诸王入边活动。康熙皇帝写于1666年8月29日的敕书，于1667年3月由使节德勒格尔格隆（del ger dge slong）和喜饶沃色（shis rab 'od zer）等送至达赖喇嘛手中[28]。经协商，达赖喇嘛和清政府之间达成一致，达赖喇嘛同意协助清政府将重新划定汉蒙界线。清政府也同意青海诸王将拥有黄草滩的一部分，同时也要求青海诸王须对其过去的扰边行为负责，向清朝认错赔偿。为此， 1667年7月德勒格尔格隆等离藏时，达赖喇嘛也派强林堪布楚臣坚赞（byams gling mkhan po tshul khrims rgyal mtshan）和康色拉丹（khang gsar rab brtan）二人，到庄浪协助清朝具体实施地界划分。五世达赖喇嘛自传记载：
“我派遣强林堪布楚臣坚赞和康色拉丹二人随金子使者启程向皇帝赍送奏表的贡品，向皇帝奏报汉蒙之间的事端已稍平息，为此，青海的几位首领将为皇帝请罪，进献宝马等大批贡品，边界也已划分清楚，该地匪盗不起，彼此严守法规，以及不禁互市等汉蒙通好的情由。上述情况第巴已同汗王商议，达赖黄台吉也愿意承担责任。首领们对我奏报认错也无计较直言。”[29]
为了协调卫拉特蒙古与清政府之间的关系，达赖喇嘛还通过第巴与藏王鄂齐尔达延汗以及青海盟长达赖黄台吉等主要首领进行了事先磋商，表明了达赖喇嘛说服青海卫拉特诸部所作的切实努力。达赖派人协助清朝划分汉蒙地界也成为一件大事而入载于蒙藏史料。如以青海卫拉特王公的委托，由拉卜楞寺高僧阿芒·贡却群派（dbal mang pa'0i ta）所撰史书《汉蒙藏史略》记载：
“由于青海[诸王]与汉地边界问题，引起火羊年（1667）汉兵低庄浪（grong ling），由强林堪布楚臣坚赞和康色拉丹等人出面划了地界，盗匪息，商路开，实现太平。”[30]
“汉兵低庄浪”确有其事，即川峡总督卢崇峻赴庄浪，总兵官孙思克驻屯庄浪南山防备一事。《皇朝藩部要略》巻九载：
“六年(1667)，川峡总督卢崇峻奏，青海诸头目侦于八月将入寇，因赴庄浪所备之，遣总兵孙思克屯南山隘，相形势固守。达赖喇嘛寻檄厄鲁特诸台吉，毋扰内地，驻牧黄城儿大草滩蒙古悉徙去，并献驼马牛羊谢罪，遂撤驻防兵。”
由于清朝采取了“慑之以兵威”的策略，使这次的地界划分得以顺利进行。达赖喇嘛的协调似乎取得了成效，青海诸王“遣人赍认罪马牛羊千只，随喇嘛来进。据此，西番归诚已实，满汉官兵应请撤回。”[31]但是，史料并没有提及青海卫拉特方面赴庄浪参加划分地界的人员名单。如果青海诸王中没有人参与这次的地界划分，就意味着他们的消极态度。后来的情况也表明，清政府与达赖喇嘛之间所达成的汉蒙地界划分协议，事实上并没有被青海诸王所接受，尤其遭到了麦力干黄台吉的极力抵制。1671年6月5日，康熙皇帝为解决青海游牧地之争等事，再度遣默林章京阿京达、博济等敕书达赖喇嘛，告以麦力干黄台吉等青海诸王的情形。此年12月，阿京达等到达西藏，将信件交给达赖喇嘛[32]。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康熙朝清内阁蒙古文堂档抄录本保留了康熙皇帝敕书原文。
…meyiren-ü janggin ajindai boji tan-i amuγulang-i asaγur-a ilegebe. jiγaγsan γajar-i üjejü küliyejü abuγad, tusiyaju šg kemegsen ügeber, kške naγur-un tayiji-nar-aa asaγuγsan-dur, kške naγur-un tayiji-nar-un üge, deger-e-ee šrüsiyejü, sir-a tal-a-yin γajar-i bidan-dur šgu negülgekü-yin tula, samaγun yabuqu kümün-i negülgel ügei kšgesügei kemebe kemen ayiladqaγsan üge-yi üjeged, bi erig-ün yabudal-un yamun-u erkin tüsimel qorqudai tan-i, sir-a tal-a-yin γajar-i tangsuγ orji, rabtan nangsu tan luγ-a qamtu neyilejü, jiγaγsan jirum ba, toγtaγsan aγaja-yi dababasu, yambar yal-a-bar yalalqu yabudl-i kelelen tusiyaju šg kemen jaruluγ-a. tüsimed kürügsen-ü qoyin-a, kške naγur-un tayiji-[nar-i] daγudar-a ilegebesü ülü iren, mergen tayiji γaγaγar iregsen-dür, sir-a tal-a, giyang liyang qu-aa doroγsi, nebte baraγun jaq-a-yin biyan du ku sübe-yin oyir-a-ki erig saγuγsan ma ing tün-ü jegün tala-aa degegsi jirüm jiγaju šgün, samaγun yabubasu yalalqu jüil-i ügülegsen-dür, mergen tayiji-yin üge, aγajalaqu-i daγasuγai, bida ijaγur qoyitu kerem γaru abalan, dabusun abun, giyang liyang qu sübe-ee qung šui-dur kürtel-e negün bülüge, ene γajar-i bügüde aa kemegsen-dür, jaruγsan tüsimed, biyan du ku sübe-yin oyir-a ma ing tün-dür erig saγujuqui,qung šui-dur kürtel-e qota, tur-a bui buyu. basa-bar dalai blam-a-yin ayiladqaγsan biig-dür, mongγol, kitad qoliaju saγubasu ülü bolumu, jiγaγsan jirum-i üjejü negülgesügei kemebesü-ber, mergen tayiji küliyejü ese abuqui. edüge dalai blam-a i kedüi sir-a tala-yin γajar-i basa guyun ayiladqabasu-bar, urida i kške naγur-un tayiji-nar samaγun ülü yabun, jiγaγsan jirum-i daγan negükü yabudal-i batulaba kemen γuyun ayiladqabasu, bi, tüsimel jaruju nutuγ-un jirum-i jokis-i üjen jiγaju šggügülbesü, kške naγur-un tayiji-nar dalai blam-a bidan-i odu ab kemegsen üge ügei, bida negükü ügei kemen ese irejüküi. mergen tayiji γaγaγar ireged, γurban tayiji-yin negügsen γajar-i šggütel-e ülü abun, jokis ügei erig irgen-ü saγuγsan qota, dur-a-aa alus aa kemegsen anu, samaγun bolqu-yi yerü ülü setkikü yeke jokis ügei buyu. eyimü-yin tula sir-a tal-a-yin γajar-i ülü šggümü.[33]
译文：……遣梅林章京阿京达、博济等，前往问安。遵照查收指定地方，后交与等语，曾询问青海诸台吉时，彼等奏请：“上赐西喇塔拉（sir-a tal-a）地方给我们游牧，故不许作乱者游牧，将驱逐之。”朕令兵部尚书科尔廓代等，前往与唐肆格绰尔济、拉布坦囊素等共同议定，如何惩罚违法乱纪之事项等。使臣去后，遣人召集青海台吉，彼等未来，唯麦力干台吉一人来，将西喇塔拉范围确定，即从庄浪河（giyang liyang qu）以下往西，直达扁都口（biyan du ku）附近驻军地方马营墩（ma ing tün）以上，沿界线指给。并言明对于违反者问罪事项时，麦力干台吉谓，法律要遵守，但吾等自古出边墙北边狩猎、取盐，在庄浪河口至洪水（qung šui）间游牧，请求将地全部给他。为此使臣答云，扁都口附近马营顿有驻军，至洪水间还有城镇、村落（tur-a）。又达赖喇嘛奏书中言及，蒙汉杂居不适宜，故仍按指定地方游牧为宜。但是麦力干台吉未接受。现今达赖喇嘛虽然再度请求将西喇塔拉地方给[青海台吉]，惜尔前曾奏请青海台吉按指定地方游牧，不再侵扰之保证，朕亦遣使视地方便利，指定范围给他们。但是，青海诸台吉谓，达赖喇嘛未言叫我们接受，故不移牧而未来。只有麦力干台吉来了，彼又不接受赐给三台吉的游牧地方，并无理恳请说，给他深入军民所驻城镇、村落之地等，完全不思虑出乱子，殊不合理也。因此，不给西喇塔拉地方也。[34]
史料显示，科尔廓代等已是继石图、鼐格之后清朝政府第三次派遣与青海诸王进行地界交涉的使臣。但麦力干黄台吉并没有认可清朝政府与达赖喇嘛之间划定的“从庄浪以下往西，直达扁都口附近驻军地方马营墩以上，沿界线指给”的地界，认为“吾等自古出边北狩猎、取盐，在庄浪至洪水间游牧”，并且要求将西喇塔拉（黄草滩）地全部给他。此前的汉蒙地界划分的交涉没有取得成效，清政府并未能限制青海诸王进入到西喇塔拉一带游牧，麦力干黄台吉与清廷的关系也因此陷入僵局。
六、达赖黄台吉的调停
清朝再次将汉蒙地界问题提到议事日程是在康熙十三年（1674年）。前一年的十一月，平西王吴三桂反清，“三藩”之乱开始，陕西提督王辅臣叛应之。清政府要求达赖喇嘛派兵入四川松潘等地进剿叛军。达赖政权并没有协助清朝平定叛乱的军事实力，故委托青海盟长达赖黄台吉带领卫拉特蒙古军进蜀、滇，并以此通报清政府。清政府告示四川、云南、贵州等处沿途地方官员军民人等“即迎降剃头，作速备办粮饷草料供应，”[35]。但是，达赖黄台吉“辞以松潘路险” 迟迟不肯发兵。达赖喇嘛只好向清政府解释说：“蒙古兵力虽强，难以进边，纵得城池，恐其贪据，且西南地热，风土不宜”[36] ，另遣顾实汗第十子达什巴图尔带所辖部分蒙藏军兵攻取四川木里，云南丽江土府，中甸杨打木（yangdam /yang dam）、结打木(jaldang/giyei dam)等地后返回[37]。是时，准噶尔内乱加剧，噶尔丹击败所有对立派，祝囊台吉、劳藏滚卜、憨都等残余部众逃避到河西走廊周边，欲与青海卫拉特合流[38]。而交界河州的达尔加黄台吉、交界甘州的怀阿尔赖、交界凉州的麦力干黄台吉等青海诸王乘机加紧向清朝辖区的渗透，制造了武装冲突。清朝驻守甘州永固营副将陈达战殁，河州城被达尔加黄台吉围困，清朝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往来也受到了阻碍。又青海诸王准备进入西宁，“有收拾兵马入内过边情形”[39]，给清朝西部边境造成了很大压力。《皇朝藩部要略》巻九记载：
“ [康熙]十三年（1674），〔以吴三桂叛，遣使往谕达赖喇嘛，道西宁，墨尔根台吉将尼之，为我使所叱，惧谢罪。嗣闻三桂扇王辅臣叛，梗秦蜀，以所部兵屯大草滩外，令军书得达内地。有准噶尔台吉罕都及拜达者，既降寻叛，携贼千余，掠番民，由大草滩毁边垣遁，墨尔根台吉闻之，挈其众，以大草滩饶水草来徙牧，为守汛者所御，复乞屯牧黄草滩，上不允。遣尚书科尔廓代往定界，寻引去，〕（陕西镇臣）王辅臣〔之〕叛，青海蒙古乘隙犯河西，永固营副将陈达御之，〔阵〕殁。孙思克屯凉州，宣示朝廷恩威，各引罪出塞，会达赖喇嘛使至，命传谕达赖巴图尔等戢部众，勿为边患。”
“康熙十三年(1674) 麦力干乘滇、黔之乱，借以养马，久邪不归，且数为边患。”
清政府意识到达赖喇嘛的作用有限，所以又直接要求青海卫拉特盟长达赖巴图尔“约束部落，毋为边患。”[40]这一次达赖巴图尔极力劝阻青海诸王侵扰内地边境，同时向清朝解释蒙古军欲进军西宁等地的意图，说是为了协助清朝平息叛乱云云，在青海诸王与清政府之间艰难地进行了一系列的调停[41]。对此，《秦边纪略》也记载：
“初，滇黔之变，三秦方汹汹，其从子达尔加攻河州，阅月，麦力干取黄城儿，达赖力持不可，使者交驰于南北，乃各罢去。”[42]
“平西王吴三桂相与持于西安、平凉间。麦力干乃纠合各部，谋大举。诸父达赖黄台吉闻之，怒曰：“动即杀汝。”达赖雅为诸夷所信服，是年五十余，须髯苍苍，麦力干即不动。”[43]
作为青海卫拉特各部中的最具实力者和当时顾实汗诸子中的长者，达赖巴图尔的斡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青海诸王停止了各种军事行动。而由绰尔斯部内部斗争引起的准噶尔的动荡局势，更使青海卫拉特对清政府的态度有了大的转变。
1676年，噶尔丹消灭了和硕特首领鄂齐尔图汗，使准噶尔本土的四卫拉特联盟彻底结束。为了统治整个卫拉特，噶尔丹欲进攻以和硕特为首的青海卫拉特，扬言“惟西海（指青海）向系我祖与伊祖同夺取者，今伊等独据之，欲往索取”[44]，使青海诸王大为不安。《皇朝藩部要略》巻九记载：
“青海和硕特诸台吉亦惧噶尔丹暴掠，并挈庐幕避居大草滩，抚远大将军图海饬归故巢。”
出于对噶尔丹入侵的担忧，麦力干黄台吉等一方面不得不“即修贡于嘎尔旦”[45]。一方面又努力改善与清政府的紧张关系，以便在受到噶尔丹攻击时不至于形成夹击之势，甚至还希望在危急时刻能够得到清政府的庇护。为此麦力干黄台吉改变了以往的对抗姿态，异常积极地与清政府配合。为了向清朝表示诚意，他还阻止其他卫拉特部对清朝边境的骚扰。如，迁居于额济纳河畔的卫拉特人厄尔德尼和硕齐等劫掠了清朝属民吴喇忒蒙古部的人畜，“青海墨尔根台吉闻之，遣使诘归所掠”，受到清政府的嘉奖[46]。《圣祖实录》卷八〇，康熙十八年四月丙寅条记载：
“…去年为厄鲁特厄尔德尼和硕齐劫去，今墨尔根台吉察获送还，诚属可嘉。夫劝善惩恶，国之法也。今闻厄尔德尼和硕齐等，在额济内河之地，尔达赖巴图尔台吉、墨尔根台吉，其将厄尔德尼和硕齐等，严加治罪，所掠人畜财物，照数察还。如此，则同修和好，边境生民得安矣。墨尔根台吉察还所掠之人可嘉，事毕之日，应加恩赉。[47]
麦力干黄台吉积极主动，随时随地表现出了对清廷的善意。梁份在麦力干黄台吉传中有非常生动的描写：
“所部马有践稼者，麦力干召田主，牵其马去，曰：‘以偿汝。’乃鞭纵马者百十。近地军吏，多持牛羊酒面进，曰：‘杯酒片肉，皆军士身上所扣来者，我何忍食。’悉不受。河西之兵闻之多涕下。”[48]
由于清政府忙于平定“三藩”以及后来准噶尔噶尔丹事态的发展，也暂时不视青海诸王为边患，麦力干黄台吉得以在青海北部和西宁、庄浪、凉州、甘州的部分农业区之间游牧。麦力干黄台吉除了向散居于这些地方的藏族部落征收赋税外，利用清朝注意力集中在平息“三藩”之乱的间隙，大力发展自己辖区内的经济。甘、凉之地抗清的大量回民劳动力的加入，加以他们带来丰富的生产技术经验，大大促进了白塔儿、北川、大通、三角城等城市开发和农业发展。他还和达赖巴图尔一起建立了连接整个东西地区的经济贸易中心—多巴，并派宰桑二人，监督蒙、藏、汉之间的公平交易，制定了严格的度量标准等，进行了行之有效的管理。因此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其整体实力也有所增加。
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二月，麦力干黄台吉派宰桑和硕齐恳请清政府准许其在黄草滩游牧，想把已成事实合法化。清政府并没有因此前麦力干黄台吉等人的态度有所转变而改变顺治朝以来的对这一地区的基本政策，未予允许[49]。只是后来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春二月初七日，康熙帝敕谕麦力干黄台吉，赐以“土谢图代青”称号。
quvangdi-yin jarliγ. šgeled-ün mergen tayiji-dur baγulγaba. inu eige ombu seen dayiing kerem-ün dotuγa-du aγan malaγ-a-yin iregen urbaγsan-i sonosuγad, šber-ün qariy-a-tu erig-iyen abun ireged, sining-un qota-yi qaγaju erig-i-inü γurban üy-e daruγad, bas-a sining-un qota-yi oroγulju küüben šgbe sayin kemen ey-e-ber jasaγi-yin jirγuduγar on ebül-ün terigün sar-a-yin sin-e-yin doloγan-a tüsiy-e-tü baγatur dayiing ola soyorqaγsan bšlüge. ebedin-iyer šnggüregsen-ü qoyin-a inu eige-yin uda-bar jitkügsen-i setkijü mergen tayiji imadur tüsiy-e-tü dayiing ola soyorqaba. [50]
译文：皇帝敕令：谕厄鲁特麦力干台吉：曾尔父鄂木布车臣代青，以闻边内回民反逆，携所属兵士，围剿西宁城，三破逆军，又招降西宁城功，甚赞其效力，于顺治六年冬十月初七日，赐“土谢图巴图鲁代青”号。病故之后，念尔父效力有功，赐尔麦力干台吉，为‘土谢图戴青’。
麦力干黄台吉的称号与其父 “土谢图巴图鲁戴青” 的称号只相差“巴图鲁”一词。据《秦边纪略》记载，麦力干黄台吉在此前一年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病死于水磨川。子南木札力继承其黄台吉位，家产也归南木札力所有。若是这样，麦力干黄台吉本人生前应未能获悉康熙帝赐予的称号。
上述车臣鄂木布家族与清政府之间的合作、对立、相持到又对立、合作的过程，也正是17世纪中后期，卫拉特围绕河西走廊，与清政府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此后，清政府对河西走廊周边的卫拉特采取了相互孤立和逐渐削其弱力量的策略，1717年开始直接用兵西藏、青海地区，最终彻底控制并并入到了满清的和硕、牛录组织体系之内。
七、麦力干黄台吉统辖范围
《秦边纪略》记载“麦力干分地在青海北，与西宁、庄浪、凉州等接壤。”[51]梁份开始西游秦边，距麦力干黄台吉去世前两年。所以，梁份能够较详细地了解到了麦力干黄台吉的情况，在《秦边纪略》中也为麦力干黄台吉立了小传，还多处记录了其游牧及统治的区域和向他纳添巴（贡税）之部族的地理位置，大致可了解其势力所及范围（参麦力干黄台吉势力范围示意地图）。
（一）纳添巴之部族分布地
1.大通河脑
大通河脑在西大通河西十里。以其地在大通河上流，谓之河脑。九游客户端官网为玩家提供九游游戏中心客户端下载，新版九游app安卓手机版、ios版下载，还有专属礼包免费领，权威手游榜单随时看！玩游戏，找礼包，就用九游app！
“大通河脑之黑番五家，其目曰：汪东[束]尔加，今纳夷添巴。……夷，即麦力干也。”[52]
2.红山川、卓子山（棹子山）
红山川，在大通河流域西大通南二十里，红山堡南一里。卓子山，在浪、湟之交，冰沟堡之北。
“红山川、卓子山之番族，外纳添巴，不惟偪乎。……红山川堡之番，即阎都刚族,住报恩寺中。卓子山之夷（番族）,即上仙密族,皆纳达赖、麦力干添巴。”[53]
3.可可口
可可口在乌鞘岭西，安远堡外三十里，古浪西南九十里，居万山之中。
“河山所隔皆夷，可可口诸番为夷编氓久矣。……番目阿摃岁纳麦力干添巴。”[54]
4.红崖沟
红崖沟在西宁北一百五十里，平戎驿北一百里，威远营北四十里，黒松林峡之南口外。
“红崖沟，……黑番尔阁隆族住牧，纳夷人添巴。”[55]
5.岔口堡、庄浪河
庄浪河在南大通上流，河北即边墙。岔口堡在庄浪河南二里。
“凡庄浪之土人皆属〔土司姓鲁〕焉。……余番则纳夷添巴。……夷，即麦力干也。…庄浪河…熟番六族俱纳麦力干添巴。” [56]
6.古浪东西山
古浪东西山在凉州东南一百五十里。
“山在古浪所左右，察〔贡〕族、小宛冲族、温古六族、年错族住牧，皆纳麦力干添巴。”[57]
7.黑松堡东西山
黑松堡东西山在凉州东南，黑松堡之左右。
“两山夹黑松堡，番族处此，……今亦臣于夷矣。……黑番红宛卜族、白宛卜族住牧。”[58]
“熟番百余家，俱在东西两山，皆纳麦力干添巴。”[59]
8.东打班
东打班在凉州西南灰山东三十里。
“（东打班）山高泉清，番族孽牧，……而私献于夷焉。……黑番沙麻儿宛中族住牧。”[60]
9.南山
南山在凉州之西，高古城之南五里。
“南山之番今皆听命于夷矣。……今黑番住牧于此者名六受族。”[61]
（二）城镇
1.白塔儿
白塔儿在西宁西北九十里，北川营之口西二十里。甘肃回民首领米喇印和丁国栋武装抗清，后降清，部分被麦力干黄台吉“招致而馆谷之”。
“厥贡：则输之于夷，夷亦莅以宰僧，董麦、粟、力役之征，如民牧焉。四方之夷，来往如织。……其地之汉人，则西宁之亡命，回回，则顺治八年（1651）之叛党，各仍其俗，共居于此。其添巴则纳麦力干。分地给种，皆麦力干所为也。宰僧，夷目总名。”[62]
“因开白塔儿于北川口，中国之亡命，回回叛败者，尽招致而馆谷之。分四民使各衣税食租，察其可用者，分任之，或以自随，其不愿者听。于是归附滋益多，其强盛为青海祁连诸部最。”[63]
2．北川营
北川在西宁北，水流入湟水。《西宁卫志》卷一《地理志·山川》中说：苏木连河在卫治北山阴。《西宁府新志》巻四《地理·山川》称：名为北川河，此苏木连河也。“苏木连”与土族语“su mörin（河）”一致。
“（北川营）西逾大山六十里为刺镦，则达赖、麦力干住牧，皆外地也。东西暗门在营北十里，顺治戊子（1648），回回叛乱，逃亡于此（北川营）汉人及回，筑高堡、庄田、水磨、斗车，种麦、豆、青稞，凡牛、种皆系麦力干所给，而岁添巴，若种屯田法也。”[64]
3．祁连山下大通河
大通河，又叫浩门水，蒙古语谓“ulaan mören”，发源于祁连山。《西宁府新志》卷五《地理·山川》中说：在卫治大通城南三里。
红崖之北逾山十里，则大通河，乃西夷麦力干部落住牧也。[65]
“麦力干初住西宁之北川口，比至己亥年（1659），渐次据大通河一带，蔓延至于黄城儿各处。”[66]
“祁连山下之大通河为麦力干黄台吉住牧。”[67]
“顺治十六年（1659），麦力干于此开地伐木、陶瓦，大营宫室，使其长子南力木居之。而麦力干往来于黄城、酸茨之间。其长子招集流亡，种麦豆、畜牛马，竟如内地矣。黄城、酸茨、三角、昝卜及青海之曲先卫，皆其部落，凡事悉来禀命，其诞生罔不毕集。今南力木部落所住牧。”[68] “南力木”为Namjil（南木札力）之误。据《皇朝藩部要略》巻九，谓“额尔徳尼者、名纳木札勒、墨尔根台吉子也”。
4．三角城
三角城在凉州之南，庄浪之西，西宁之北。《西宁府新志》卷七《地理·古迹》中说：在（大通）卫治西北永安城西一百四十里。
“三角城在〔镇羌堡〕西二百七十里，麦力干之部落在焉。筑室耕稼，亦如内地。麦力干之旧巢也。”[69]
“三角城在（永昌卫）南五百里，麦力干之旧巢也。”[70]
“顺治八年（1651），甘、凉叛回既败，其余党四百余降于麦力干，使居三角城，为其部落。”[71]
5．黄城儿
黄城儿在黄草滩中心，水关口北二十里。
“今黄城儿为麦力干所住牧。黄城本中国地，麦力干借以耕牧。康熙二十二年（1683），议复取不果。”[72]
“今黄城儿为麦力干所住牧。……麦力干初住西宁之北川口，比至己亥年（1659），渐次据大通河一带，蔓延至于黄城儿各处。”[73]
“闻西南变，则入据凉州之黄城儿。”[74]
6．多巴
多巴位于西宁西五十五里，镇海営西北五里。为青海卫拉特首领达赖黄台吉、麦力干黄台吉所共同经营的互市场所。是为西北边贸活动中心之一，伊斯兰商人和蒙古商人的集聚地。在噶尔丹称霸之前，喀尔喀蒙古也在此进行贸易。
“司市持平则宰僧也，至于那颜独无之。……宰僧，夷之头目，华言长官也。达赖所部宰僧一、麦力干所部宰僧一，皆居多巴。主事者那颜，番人称汉之长官也。中国反不设官焉。”[75]
“今套中之互市、不及西宁之多巴、榆林之红山。”[76]
“喀尔喀既富庶、多马、多皮革、往来大同、宣府之口相贸易、亦贸易于陕西之西宁市口。自嘎尔旦使人住牧瓜、沙间、于是喀尔喀之人、无复至西宁市口矣。”[77]
（三）游牧地
1．张义堡
张义堡在古浪西四十里。
“牧马畋兽者麦力干之部落也。”[78]
2．酸茨河
酸茨河在黄城西南八十里，高古城东四十里。
河在黄城西南八十里，……在大草滩界之南九十里。……今麦力干住牧。[79]
“酸茨河借麦力干部落所居，种麦豆，牧羊马，麦力干亦常至此地。”[80]
“酸茨河在（大马营）东九十里，麦力干部落所居。”[81]
3．曲先卫
明朝所建青海一带四卫（罕东、安定、阿端、曲先）之一。在西宁北三百里，大通河之南。《西宁卫志》卷二《四卫》中说：在罕东卫北，亦西戎部落也。《西宁府新志》卷二十《武备》、《明塞外四卫》中说：在西宁西北，肃州西南，东接安定。
“曲先卫，在罕东卫北，大通河之南也。卫在西宁西北三百里。……今麦力干住牧。”[82]
4．祁连山北
祁连山北，指古浪所之南山之南。 “（古浪）所之南山之南，祁连之北，常为麦力干部落往来游牧，所谓强邻也。”[83]
5．祁连山下
祁连山下，包括讨来川、三角城等地。
“祁连山下则麦力干住牧，所部亦有五千余人。……讨来川、三角成皆夷盘据，即祁连之下也。”[84]
6. 黄草滩
黄草滩东起于水磨川，西至于甘州之洪水，南起于甘之白石崖、扁都口，北至大黄山硖口、新河，延长三百余里，横八十余里。
…今夷人刀尔吉、怀阿尔赖以及麦力干三部之部落多纵牧其中，且据有大黄山为巢穴者。[85]
结 语
卫拉特进入河西走廊地区，除了四卫拉特鼎盛时期的向外扩张和后来的联盟体制的瓦解等卫拉特自身的历史原因之外，也和明清之际河西走廊地区的政治局势不稳定因素有关。从17世纪中后期的卫拉特与河西走廊交往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到，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河西走廊一方面成为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往来争夺、交锋冲突的焦点和前沿地带；另一方面也发挥着彼此缓冲或调节矛盾的作用。从麦力干黄台吉与河西走廊的关系可以获知，游牧部落在游牧生活、经济交流、政治关系等方面对河西走廊的依赖，也可体察到河西走廊的兴衰与其周边游牧社会之间的微妙关系。麦力干黄台吉大搞城市开发和农业建设，是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在河西地区相互影响和促进的具体表现。河西走廊不仅是东西交往的通道，也是南北交往的通道，更是东西南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汇地。 表（1）
卫拉特首领
游 牧 地
约 人 数
1 达赖黄台吉 青海、阿端卫、罕东卫等 五千
2 麦力干黄台吉 大通河曲先卫、黄城儿等 五千
3 达尔加黄台吉 南岔滩、滚卜川、河州等 七千
4 怀阿尔赖三兄弟 大草滩等 三千
5 墨尔根黄台吉 祁连山阴 三百余骑
6 完 卜 草打班 两千户
7 摆 布 哈 马蹄寺（番族）
8 祝囊台吉 贺兰山后 三千
9 罗藏台吉 贺兰山后 两千余
10 克气台吉 贺兰山后 一千余
11 阿 尔 赖 讨来川 四百
12 把督儿台吉 鱼海、昌宁湖 四千
13 把都儿台吉 居延海 五百
14 把都儿台吉 居延海北 一千余
15 色搔长素台吉 长流水 三百
16 占木素台吉 银盘水 五百余
17 桑嘎思巴台吉 合黎山北 三千余
18 额力刻绰尔吉 大钵和寺 一千余
19 答力汉绰尔吉 昌宁湖 七百
20 倒朗色楞台吉 居延海西 五千
21 憨顿台吉 坤都鲁 一千余
22 阿要台吉 坤都鲁 八百余
23 答里麻吴把什 威鲁城 九百余
24 浑都鲁台吉 坤都鲁 四百
25 满素（吉）太台吉 贺兰山后 一千三
26 额力庆台吉 干海子 八百
27 吴伦幕台吉 居延海西 七百
28 拔什（讨）台吉 居延海西 一千余
29 额尔得和首气台吉 居延海北 两千
30 额力刻窟隆台吉 威鲁城 三千
31 额力刻绰尔吉 赤金湖 二百
32 劳藏台吉 赤金湖 五百
33 滚卜台吉 赤金湖 一千
34 索囊王健儿台吉 扇马城 两千
35 索囊南古 红泉 三百
36 麦尔干喀 速鲁川 三百
37 阿 尔 赖 讨来川 四百
38 滚卜插汉 摆通河 四百
39 劳 藏 拜浪河 二百
40 摆代拜彦 坤都鲁 一千
41 绰力兔阿气黄台吉 扇马城 三千
42 嘎 尔 旦 阿尔太 三十余万 表（2）
居 住 地
番 种
族 名
头 目
西宁南边 黑番 申藏、章咂、隆奔、巴沙、革咂、申中、隆卜、西纳、果迷卜瀑、阿齐、嘉尔即、巴哇、即尔嘉等十三族 西宁近疆 威远堡 黑番 尔阁隆族 卓子山 黑番 上先（仙）密族 庄浪南边 河脑 黑番五家 汪束尔加族 汪束（东）尔加 岔口堡 黑番 六族 庄浪近疆 黑山岭 黑番 尔革日族 红山川 番僧 阎都刚族 他喇都川 黑番 写尔素族 排路沟 黑番 蝉乐族 小川子 黑番七族 撒卜儿马其族等 阿摃 马营构 黑番 白扎尔族 大沙沟 黑番 阿盖族 乾沙沟 黑番 钱朵族 宽沟 黑番 红扎尔族 火烧城 黑番 朵卜藏族 沙金沟 黑番 四国忙族 野狐川 黑番 朱已族 先密寺 番僧 绰尔只等族 凉州南边 黑松堡 黑番 百余家 凉州近疆 可可口 黑番 儿加洞族 东西山 黑番 红宛卜族、白宛卜族 古浪所二山 黑番 摃擦族、小宛冲族、温古六族、年错族 乾柴窊 黑番 史加课族 西山顶 黑番 东股巴族、嘎尔麻宛冲族 五沟湾 黑番 长把的族、铁咀族 东打班 黑番 沙麻儿宛中族 南山 黑番 六受族 甘州南边 大都麻口 黑番 七族 囊素 小都麻口 黑番 七族 七庆喀 酥油口 黑番 七族 黄牛家 水关口 黄番 七族 黑河源 黄番 七族 榆木山 黄番 七族 了剌儿 明海子 黄番 七族 司千总 绰哱口 黄番 七族 暖泉新墩子 黄番 七族 宣黑卜 石炭关 黄番 七族 乃满滚布 榆木山青圪搭 黄番 五个摆眼 尚世嘎、阿尔旦、右帖木、登帖木 哱啰口 黄番 八个家 滾卜 古木涧、 黄番 八个家 白头目家 毛牛山 黄番 八个家 麦力干 半個山 黄番 啰儿家 哈舎人 平頂山 黄番 啰儿家 格家 仄楞 黄番 啰儿家 八代部、蒙古弄 肃州南边 三坝 黑番 喃唔儿 蛇眼宛冲、蛇眼宛卜 文殊寺 黑番 大宛卜族 官代完卜 石灰关 黑番 小宛卜族 长结思冬之后 卯来泉 黑番 白剌宛冲族 掌印罗汉
[1]〔清〕梁份著，赵盛世、王子贞、陈希夷校注《秦边纪略》前言，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页。 [2] 李献廷《广阳杂记》卷二，中华书局，1957年，第16页。 [3] 《秦边纪略》卷一《西宁卫》21页（青海人民出版社校注本（1987年）页码，以下均同）。 [4] 《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三《甘肃镇》序言。
[5] 《秦边纪略》卷一《西宁卫》第50-1,65，68-9, 74-5，78页，卷一《庄浪卫》第92页，卷四《肃州卫》第228页。
[6] 《秦边纪略》卷一《西宁卫》第37，40, 44, 50, 59，62-3,72页，卷六《近疆西夷传》第406页。
[7] 《秦边纪略》卷二《凉州卫》第121，136，138，卷三《甘州卫》第173，176-178，180，207页，卷六《近疆西夷传》第406页。 [8] 《亲征平定漠方略》卷一。 [9] 《秦边纪略》卷三《甘州卫》第188-189，213页, 卷六《近疆西夷传》第401，406页。
[10] 《秦边纪略》卷三《甘州卫》第189,213-215页，卷六《近疆西夷传》第401,421页。康熙皇帝消灭噶尔丹之后收复甘州地方黄番六千零七十九人，黑番一千一百六十九人，卫拉特官吏及所属一百七十九人（《亲征平定漠方略》卷三十）。 [11] 《秦边纪略》卷四《肃州卫》第228，236, 250页，卷六《近疆西夷传》第421页。
[12] 《秦边纪略》卷一《西宁卫》第100,卷二《凉州卫》第122,124，147页, 卷三《甘州卫》196页, 卷五《宁夏卫》第293,298-300页。 [13] 《秦边纪略》卷四《肃州卫》第228，236，250页，卷六《近疆西夷传》第421页。 [14] 《秦边纪略》卷四《肃州卫》第228，236，251页。 [15] 《秦边纪略》卷四《肃州卫》第228，243，253页。
[16] 涉及这方面的研究有：杜常顺《简论1654年至1723年的青海和硕特蒙古》，载《青海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第83-88页；（香港）马楚坚《青海归清的历史转折与突破》，载《清史研究》1993年，第2，55-67页；汤代佳《青海厄鲁特蒙古与清朝之早期关系述略》，载《青海民族研究》2001年，第2卷第3期，第58-61页；梁丽霞《西套厄鲁特蒙古归附清政府始末述略》，载《内蒙古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黑龙、成崇德《论清政府对西套蒙古问题的解决》，载《内蒙古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第13-17页等等。
[1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抄录本《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顺治六年十月初七（史料来源：根据笔者1999年至2003年间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进行的史料调查。今《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2003年12月）七卷本已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世祖实录》顺治六年十月已丑条。 [18] 《秦边纪略》卷二《凉州卫》第122页。 [19] 《世祖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卷一〇三，順治十三年八月壬辰条。
[20] 五世达赖喇嘛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臣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4页。全藏三区：根据藏文史籍《萨迦世系》记载，自上部阿里三围至索拉甲沃为法区；自索拉甲沃以下至黄河河曲以上为黑头人区；自黄河河曲以下至汉地白塔以上为良骥马区。对此，史籍之间的解释略有不同，实际上涵盖了整个藏族人聚居区。
[21] 《明史》卷三百三十《西域二》：岁時加馈曰添巴。《秦边纪略》卷一《西宁卫》第51页：夷之征敛，若豆麦青稞、若牛羊驼马，但十分而取一，不及者不取也。岁一取之，谓之添巴。“添巴”，可能来源于藏语khral 'bab（税额）一词，蒙古语谓alba。 [22] 《西宁府新志》卷三十三《经略郑洛奏收复番族疏略》。 [23] 《秦边纪略》卷一《西宁卫》第55页。
[24] 《世祖实录》卷一二二，顺治十五年十二月癸亥朔条。《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顺治十五年冬十一月三日。 [25] 《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康熙元年十一月七日。
[26] 在明清史籍，如《边政考》、《西宁卫志》、《西宁志》、《西宁府新志》、《明实录》、《甘州府志》、《肃州新志》、《重修甘州新志》、《辛卯侍行记》等中也能看到部分族名。 [27] 《圣祖实录》卷十二，康熙三年闰六月条。
[28]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i rnam thar（bar cha）, bod ljongs mi dmangs dpe skrun khang,1989，55页。陈庆英等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中册，第618页。 [29] 《五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中册第68页，汉译文中册第626-627页。
[30] Dbal mang pa'0i ta dkon mchog rgyal mtshan,Rgyal bod hor sog gi lo rgyus nyung dur brjod pa byis pa ’jug pa’i ’bab stegs bzhugs so，mtsho sngon mi rigs dpe skrun khang,1990，第176页。贡巴才让译《汉蒙藏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5页。 [31] 《圣祖实录》巻二四，康煕六年冬十月丙申条。 [32] 五世达赖喇嘛自传藏文中册第242页，汉译本中册第740页。 [33] 《清内阁蒙古堂档》康熙十年六月五日（史料来源：根据笔者1999年至2003年间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进行的史料调查。今《清内阁蒙古堂档》（2005年12月）二十二卷本已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
[34] 本译文参考了《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中国第一歴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第67-68页。 [35] 孟森《清国史所无之吴三桂叛时汉蒙文敕谕跋》，载孟森著《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480页。 [36] 《圣祖实录》卷五四，康熙十四年四月乙卯条。
[37] 《清内阁蒙古堂档》康熙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季永海等翻译点校《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康熙五十八年正月十三日《预备进藏兵数折》，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第203页。 [38] 《亲征平定漠方略》卷一。
[39]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B21337，《康熙十四年十一月二日议政王贝勒大臣题议覆靖逆将军张勇仍守巩昌提督陈福会兵速取平凉》。《清内阁蒙古堂档》康熙十四年四月十二日，二十四日。 [40] 《圣祖实录》卷五四，康熙十四年四月乙卯条。 [41] 《清内阁蒙古堂档》康熙十四年七月四日。 [42] 《秦边纪略》卷六《近疆西夷传》第403页。 [43] 《秦边纪略》卷六《近疆西夷传》第404页。 [44] 《亲征朔漠方略》卷一。 [45] 《秦边纪略》卷六《近疆西夷传》第403页。 [46] 《清内阁蒙古堂档》康熙十八年四月初四日。 [47] 与《清内阁蒙古堂档》康熙十八年初夏四月初二日文相对应。 [48] 《秦边纪略》卷六《近疆西夷传》第403页。 [49] 《圣祖实录》卷一一三，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癸丑条。 [50] 《清内阁蒙古堂档》康熙二十四年春二月初七日。 [51] 《秦边纪略》卷六《近疆西夷传》第402-403页。 [52] 《秦边纪略》卷一《庄浪卫》第94页。 [53] 《秦边纪略》卷一《庄浪卫》第94页。 [54] 《秦边纪略》卷二《凉州卫》第126页。 [55] 《秦边纪略》卷一《西宁卫》第79页。 [56] 《秦边纪略》卷一《庄浪卫》第94页。 [57] 《秦边纪略》卷二《凉州卫》第155页。 [58] 《秦边纪略》卷二《凉州卫》第154页。 [59] 《秦边纪略》卷二《凉州卫》第127页。 [60] 《秦边纪略》卷二《凉州卫》第155页。 [61] 《秦边纪略》卷二《凉州卫》第157页。 [62] 《秦边纪略》卷一《西宁卫》第78-79页。 [63] 《秦边纪略》卷六《近疆西夷传》第403页。 [64] 《秦边纪略》卷一《西宁卫》第69页。 [65] 《秦边纪略》卷一《西宁卫》第63页。 [66] 《秦边纪略》卷一《凉州卫》第122页。 [67] 《秦边纪略》卷四《肃州卫》第228页。 [68] 《秦边纪略》卷一《西宁卫》第81页。 [69] 《秦边纪略》卷一《庄浪卫》第98页。 [70] 《秦边纪略》卷二《凉州卫》第139页。 [71] 《秦边纪略》卷二《凉州卫》第154页。 [72] 《秦边纪略》卷二《凉州卫》第133页。 [73] 《秦边纪略》卷二《凉州卫》第121-122页。 [74] 《秦边纪略》卷六《近疆西夷传》第403页。 [75] 《秦边纪略》卷一《西宁卫》第69页。 [76] 《秦边纪略》卷五《宁夏卫》第312页。 [77] 《秦边纪略》卷六《嘎尔旦传》第422页。 [78] 《秦边纪略》卷二《凉州卫》第130页。 [79] 《秦边纪略》卷二《凉州卫》第156页。 [80] 《秦边纪略》卷二《凉州卫》第133页。 [81] 《秦边纪略》卷三《甘州卫》第176-177页。 [82] 《秦边纪略》卷一《西宁卫》第76页。 [83] 《秦边纪略》卷二《凉州卫》第127页。 [84] 《秦边纪略》卷一《庄浪卫》第92页。 [85] 《秦边纪略》卷二《凉州卫》第121页。